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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政治學系長聘教授孟天廣等在《江蘇社會科學》撰文指出，隨著全球超過半數的人口聚集于城市空間，城市已成為人類生活的主要場域。長期以來，國外智慧城市治理主要以數字技術為驅動來感知城市客觀世界和物理空間，形成了“物感城市”模式。但該模式忽視了人的主體性和目的性，難以感知城市空間的主觀世界和社會系統。與之相對的是，我國逐漸實踐出以感知和回應市民訴求為核心的“人感城市”模式。該模式以技術賦權與技術賦能為作用機制，以市民訴求為傳感器，以扁平化結構驅動多主體協同治理，進而提升城市民意識別、風險研判、協商議事、科學決策和施策評估五方面的能力。

物感城市和人感城市都試圖通過數字技術匯聚和分析城市空間內要素來感知、理解和優化城市運行，但二者存在五個方面的明顯差異。在驅動來源方面，物感城市立足于有關物的數據，即物感數據；而人感城市更強調有關人的數據，即人感數據。在感知范疇方面，物感城市擅長于感知城市運行的客觀空間和物理系統，而人感城市則對主觀空間和社會系統具有更強的理解能力。在參與主體方面，物感城市的建設和運營主要依靠政府和科技企業；而人感城市則需要政府、科技企業、公眾和社會組織的協同，其中后兩者作為社會主體的代表體現了人感城市強調技術賦權社會的特征。在治理結構方面，物感城市主要采用中心化、串聯式的治理模式，而人感城市則轉向扁平化、并聯式的治理模式。在優先目標方面，物感城市聚焦城市整體性，旨在提高城市運行的效率和績效，而人感城市則重視人在城市治理中的主體性和目的性。

概言之，人感城市模式的邏輯起點是人本主義，其機制在于技術賦權驅動城市治理的理念轉變、制度變革和機制創新，進而構建超越“物感城市”的智能化城市治理模式。進入數字時代，我國智慧城市治理應走向“物感城市+人感城市”的發展路徑，既要感知城市的物理空間，也要理解城市的社會系統，二者融合才能充分理解城市空間的復雜性和多維性，針對城市復雜問題形成解決方案。（悅琪 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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