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村尤其是中西部地區農村，出現了較為嚴重的空心化現象。許多人幾乎已經習慣地將“空心化”與中國農村畫等號，進而認為空心化不可逆，而農村的唯一出路在于城鎮化。在這樣的判斷與輿論之下，擁抱城鎮化與唱衰農村大有相輔相成之勢。

【資料圖】

“隙地”的縣域城鄉流動

細察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繪制的2010年至2020年全國區縣常住人口變動地圖，東北的常住人口明顯減少，常住人口進一步往東南沿海省份集中。在有關大型城市的周邊，除了出現紅色（新設立的區），往往緊挨著紅色的就是深綠色（緊挨著新區的縣），這說明大型城市對周邊人口的虹吸效應是客觀存在的。而出乎意料的是，我們在這份地圖上發現了另外一些紅色區域，那是一批遠離大城市的縣域，并且往往在數省交界地帶。

我們今天依然保持縣這一行政建制的，一定是個以農業為主要經濟活動的區域。按理說，這樣的地方應該是人口外流最為嚴重的空心化地區，但為什么其常住人口十年來不降反升？

今天位于數省交界處的、遠離大型城市的、十年來常住人口增加的縣，可以說是在一定程度上避開大型城市虹吸效應的“隙地”。隨著在縣城實現第三產業就業機會的增加，原外出務工者部分回流，他們兼顧在家的農業生產，形成了新鮮農副產品的地方性市場，出現了縣域內城鄉流動的新局面。如果我們能夠對全國范圍內十年來常住人口增加的縣進行深入調研，相信將有助于我們理解城市輻射農村與城市虹吸農村之間的本質差別，有助于我們理解鄉村振興的內生力量。

“狹地”的空心化反向運動

我們往往習慣于說“地廣人稀”，但其實還有“地狹人稠”。浙江和福建兩省的一大批農業縣，是比較典型的“地狹人稠”。全國人地比例為全國人口數量除以全國耕地面積，得出的平均數為每公頃1104人。而在“地狹人稠”區域，其人地比例是全國平均水平的二至四倍。按理說，這種既是農業縣又是地少人多的地方，應該是鐵板釘釘的空心化重災區了。但對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進行比較發現，這一大批“地狹人稠”的農業縣，恰恰是十年來常住人口普遍增加的區域。

被稱為農民的人群，雖然世代生息于“狹地”，但在他們的生計方式上，其實一直是兼業的形態。農忙時從事農業，農閑時非農就業，主要是從事游走式手工業經營，農業并非家庭經濟收入的主要來源。

“邊地”的內發型發展

內發型發展是指當地人群在小地區范圍內基于傳統開拓出的發展途徑，注重發展過程中的自主性、協調性以及可持續性。在“邊地”調研，能夠強烈感受到小農戶的勤勞。小農戶大多選擇小規模多品種種植的農業經營方式，如茶樹與核桃、魔芋套種。我們知道不同農作物的農時不一，單一種植導致農閑時間過長，多種種植可以充分利用勞動力。除了多種種植，小農戶還種養結合，飼養牛、羊、豬、雞，這有助于他們將勞動時間從白天的田間延長到夜晚的畜欄，也可以將家庭的半勞力、弱勞力善加利用。在昭覺縣龍溝鄉龍溝村，我們還看到村民協作放養生豬的場景，往往是七八戶人家將豬集中起來，每天由其中一戶人家出一個半勞力輪流放養。

“邊地”人民充分利用勞力小規模多品種種植及種養結合的生計方式，其實也是基于地方的經濟邏輯和社會文化邏輯：小規模多品種種植利于地產地銷，通過在地的周期性集市及小農戶個人借助微信建立的社會網絡就可以大體解決流通銷售問題；種養結合使小農戶在一些特殊日子和場合可以用自養牛、羊、豬宴請親友或者走禮，以維持及促進互助互惠的社會關系網絡。對小農戶來說，之所以不愿意選擇農業龍頭企業組織的單一種植，是因為那樣的話不僅無自主性，市場風險大，而且還得花費大筆現金購買牛、羊、豬等。

“邊地”小農戶的內發型發展使得農業活動較深地嵌入地方的經濟、社會與文化的脈絡之中，這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了農村空心化。

中國農村的空心化是重大社會制度變遷的產物，我期待并且相信，隨著新時代進步性社會制度的深入實施，中國農村的空心化并非不可超越。

（作者系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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