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書房”，我們走進小說家羅偉章的書房。當外部環境不容易時，我們更需要沉潛到豐盈的文化精神深處汲取營養，從而在日常現實做出更友善更有力的行動。

羅偉章住在成都一個年份比較久一點的小區，需要爬7層樓梯至頂樓，才能到達他的家。屋里方方正正，干干凈凈，除了簡易的書桌、書架和小凳子，沒有沙發等其他家具，吃飯的時候再放置折疊餐桌。視覺上流暢得像一塊大草原，四個維度全是書。

采訪時間是2022年8月中旬的一天，整個城市處于一種罕見的酷熱高溫中。在這個曬透的頂樓“大草原”空地上，我們坐在小板凳上，聽羅偉章談關于他看的書，他寫的小說，他的文學啟蒙。

【資料圖】

“此前沒想到這個夏天這么熱，前段時間恰好把空調賣廢品了，也沒再買。”羅偉章說，“沙發也賣廢品了。屋里空間小，可以多給書留點位置。”有一只鳥，在屋里飛來飛去。飛翔的身影掠過，扇動空氣，帶來細細的風。

“這只鳥是從樹上掉下來的，那時候還沒怎么長毛，幸好我比貓先發現它，就把它帶回來養著，等它翅膀硬了再放飛。以前這樣養過兩只幼鳥，都好好地飛走了。”羅偉章說。

清洗和拯救自己的辦法

就是趕緊讀托爾斯泰

羅偉章寫作的房間很小，放上兩個不大的書柜、一臺電腦桌，便沒有多少轉身回旋的余地。在桌前坐下來的時候，稍稍抬頭，就能看見墻上畫框中的托爾斯泰正凝視著自己。羅偉章最喜歡的作家就是托爾斯泰，“托爾斯泰寫的是大文學，也就是俯身大地又高居云端的文學。”

有時候從外面回到家中，心情不快，比如不想見的人去見了，不想參加的飯局去參加了，說了自己都不喜歡的話，羅偉章會覺得“自己正在矮化”。他常用來清洗和拯救自己的辦法，就是趕緊讀托爾斯泰。托爾斯泰的幾大巨著，隨便捧起一本，在閱讀的過程中，他感覺托爾斯泰正將自己托起，一點點舉高，高到“我又是羅偉章了”，就可以放下書，去干該干的事情。

羅偉章這樣總結托爾斯泰給自己的最大啟發：“當個一流的作家，并不構成托爾斯泰的最高目標。他的目標是探討人，探討人怎樣變得更完整，更符合人的定義。事實上，如果僅僅把做一流作家當成最高目標，往往抵達不了一流的境界。做人是在作文之前，人品決定了文品，人在很年輕的時候，往往覺得這句話很虛妄，活到一定歲數，才知它的真理性。”

托爾斯泰的作品中，羅偉章最喜歡《安娜·卡列尼娜》，“不知道看了多少遍，太好了，好到‘稍不留心就可能把它的好錯過’。比如安娜與伏倫斯基私奔，生了個女兒，這個女兒是他們愛情的結晶。要是普通作家去寫，安娜一定是愛她的，比愛她跟丈夫卡列寧生的兒子還愛。可托爾斯泰的偉大之處在于，他是如此了解人性的深厚和寬廣——安娜從女兒身上，看見了自己的罪惡，她即使想愛，也不能愛，也愛不起來。”

安娜有罪，但并不墮落，因此她不會去愛自己的罪惡。這就預示了她未來的命運。有罪而不墮落，就必然承受道德負擔，安娜深感自己承受不起，也試著墮落，結果她根本做不到。她后來走上絕路，通常認為是伏倫斯基順利地回歸了社會生活，對她的愛減少了，而她想回歸，卻不被接納，便絕望了。其實，她絕望的核心根本不是來自別人的審判，而是自我審判。

羅偉章多年來一直琢磨一件事兒：托爾斯泰寫一個人，一寫就是幾十頁，然后丟下這個人，去寫別的人，可當他把前一個撿起來時，你覺得那個人從來就沒有離開過。這是為什么？“到現在我都還沒有太明白。我也曾向批評家們請教，包括看各國評論家的闡釋，但至今還沒人給我一個讓我信服的答案。”羅偉章說。

出門遇到知音，總是讓人喜悅。有次羅偉章參加一個筆會，車上跟《十月》的宗永平同座。兩人不知怎么說到托爾斯泰，十分投機地說了一路，見第一面就成了朋友。此外他還知道，徐則臣、周曉楓等也都非常喜歡《安娜·卡列尼娜》。

除了托爾斯泰，羅偉章還特別推崇陀思妥耶夫斯基、雨果，《罪與罰》和《悲慘世界》他都讀過好幾遍。看來他對十九世紀的經典作家更崇敬，“因為他們深具力量”。

7年前，羅偉章在北京和著名批評家李陀開始深聊，之后兩人還保持了一段時間的通信。2016年3月25日，羅偉章在給李陀的回信中說：“您提出十九世紀文學高于二十世紀文學，我特別贊同。文學成就是結果，其背后展現的思想方法和文學觀念，確實值得探討。托爾斯泰他們的寫作，極大地提高了全世界作家的寫作難度，面對一堵墻，他們不是裝著看不見那堵墻，也不是聰明地繞過去，而是把墻推倒，讓這面和那面打通，讓光明撲面而來。所以托爾斯泰和那個時代的大師，筆下總帶著原野的氣息、遼闊的氣息、與生活血脈相通的氣息。二十世紀的作家，感覺到這種難，便另辟蹊徑。他們的努力沒有白費，確實為文學開辟了更多的可能性。然而，十九世紀的文學是樹干，二十世紀的文學是枝葉……不過，枝葉喧囂，樹干沉默，也在情理之中。”

偵察社會探究人生重塑靈魂

他們從事的是有使命感的文學

在羅偉章的書架上，魯迅的書有多種版本，《魯迅全集》就有兩套。他說：“魯迅像是突然出現，一出手就是頂級的，不僅在中國是頂級的，他是直接與那個時代的世界文學接軌。他的思想能力、文學技藝，成就了個人的偉大，也成就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光榮，并延續到當代。如果沒有魯迅，談論現當代文學的時候，我們不會像現在這樣有底氣。像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雨果、魯迅這樣的作家，文學不是文學自身，更不是文學圈子，而是偵察社會、探究人生、重塑靈魂。他們所從事的，是有使命感的文學。”

羅偉章認為，作家們喜歡談論一個詞：人性。而作家們卻又往往陷入人性的泥淖。只有責任感和使命感出現之后，人性才真正煥發出耀眼的光芒。這首先體現在作家自己身上，然后才會出現在文字里。“我們現在的情況是，可能有態度，卻沒有精神。精神是生在骨子里的，是一個人的支撐。一個作家，當然也包括批評家，如果沒有文學精神，就很難談到價值。”羅偉章說。

在閱讀中建設自身

找到自己的“酵母書”

說到閱讀，羅偉章提到一個深刻的體會，“為了開拓視野，肯定要多讀。但多讀，不是亂讀。‘泛’的特征是多，這與人們貪多的心理剛好契合，因而特別容易沉迷其中。我經常說，我們有能力一個月讀十本二十本書，卻沒有能力把一本書讀十遍二十遍。貪多型閱讀，是讀進胃里，把一本書讀十遍，是讀進腦子里。所以納博科夫才說，重讀才叫閱讀。”

我們談論作家的時候，會說“偉大的作家”。羅偉章認為，談論讀者也有同樣的短語：“‘偉大的讀者’試金石當然首先是能否識別作品的好，其次，就是能否在閱讀中建設自身。后一點非常重要，我覺得，一個讀者一生中如果是幸運的，也是有意識和能力的，就會發現幾本終生讀物，它們不僅幫你培養判斷能力，奠定閱讀的標準，還像酵母一樣，使你的生命發散，變得寬闊。然后在這個基礎上，博覽群書，你的閱讀就有了方向。”

作為一個小說家，羅偉章還發現，閱讀和寫作有高度的同一性。寫作者有個天然的身份就是閱讀者。不是好的閱讀者，很難想象會是一個好的寫作者。反過來說，一個卓越的閱讀者，必定具有一種能力：創新性閱讀。閱讀的創新就是從閱讀中發現，從閱讀中聯想，從閱讀中審視。不僅審視社會、審視生活、審視別人，同時也審視自身。這是閱讀的最高境界。“學而不思則罔”，思什么？就思社會、思生活、思別人、思自身，尤其是思自身。比如我們讀歷史，遇到一件事，如果是我自己，我會怎么做，再看看別人怎么做，然后想一想，別人的做法高明在哪里，局限在哪里，難度在哪里。這么一想，我們就把自己置于時間的長河里，就成長了，也壯大了。

“我常常在寫一本書的同時，也在讀一本書。寫的和讀的，如果氣場吻合，就相當于讀和寫都行于水上，而且順風順水，彼此為帆，那感覺太幸福了。”羅偉章感慨。

但這并不意味著說，閱讀就是為了寫作，“我們看一本書，并不一定是學習其中的技法，更重要的是仰望更高的尺度。當然作為寫作者，學習技法也很重要。有些作家，比如馬爾克斯，他的作品是可以模仿的，但是像托爾斯泰這樣的作家，就模仿不來。還有就是莎士比亞，他的戲劇我通讀過，但并沒學到什么。也可能是，太好的作品，你確實不容易看出其中的奧妙，看到了也學不來，面對文本，眼前只是浩瀚的海水。就像月亮，伸手確實摸不著。摸不著也沒關系，能服氣地欣賞，本身就是美。如果一個人，都拿不出一些時間讀一讀托爾斯泰，不能跟這種級別的心靈對話，我認為是一個非常大的遺憾。”

羅偉章身上有一種斷舍離的清潔精神。他不是刻意苦行，更不是反物質，只是想要生活得簡單一些，少一些身外之物，是一種把心靈生活過得比現實更有實在感的存在狀態。他并不以此為標榜，甚至都沒怎么覺察到自己這份獨特。更妙的是，他的愛人跟他是一樣的人：樸素，低調，自然大方。有一次他出差回到家，看到家里新增一大堆新書。愛人說是她買的，一問花了3萬塊。過幾天，又買了2萬塊的書，羅偉章說：“好了好了，雖然支持你買書，但暫時先打住，這些看完了再買。”

寫作之余，羅偉章會練書法，他自己說不是練，是“胡寫”，主要是放松腦筋。寫得滿意些的，就掛在墻壁上，所以屋里墻壁上多處掛著他的墨寶。他的兒子已經碩士畢業，學電影，如今在北京，也是一位專職寫作者，寫劇本多一些。兒子的房間門外，貼的全是炫酷的電影海報。電影海報與書法作品倒也相映成趣。這個家庭的成員，集體在過一種飄在云端，同時又接地氣的精神生活。我想這也許是他們家酷暑中有涼意的原因吧。

關鍵詞： 十九世紀 托爾斯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