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五十年代，瑪格麗特·杜拉斯逐漸從后人所謂的“杜拉斯式傳奇”中抬起頭來，將筆觸轉向“外面的世界”。除了在《法蘭西觀察家》上發表評論文章，她也開始寫關于“社會底層小人物”的故事，于是1955年就誕生了《街心花園》（一譯《廣場》）這部極其重要但通常被人忽略的作品。那么，為什么要在半個多世紀之后的今天重新翻開這本書？這本小書里又遺留著何種珍寶，值得我們在當下的疫情期間一讀再讀、一說再說？

花園，一條被遺忘的通道

在一次對話中，面對男記者提出的“小說中的各個地方是否出自個人旅行史”這一問題，杜拉斯卻轉而開始描述一個關于寫作發生的原初場景：先是有一個空蕩蕩的地方，它在你內心顫動，就這樣，持續一年或幾個月，然后突然就被你筆下的人物占據，突然就有什么事情發生在那里，就像發生在舞臺上一樣……至于事情是如何發生的，人們永遠也說不清楚……短暫的離題很快就被下一個問題拉回正軌。但在這段看似語焉不詳的描述中，杜拉斯卻道破了讀寫活動中的一個重要秘密：有時，與其徒勞地追問事情是“如何”發生的，不如先去問事情究竟是“在哪里”發生的。

當我們談到地方、地點，我們通常想到的就是物理意義上的空間。但怪異的是，在《街心花園》這本直接以地點命名的小書里，我們卻沒有見到任何花園物理空間形態的描寫。隨著空間規定性與事物可見性驟然瓦解，花園內部也開始滋生出有別于線性時間的“花園的時間”：既表現為資本主義生產之外的例外時間——故事發生在夏日傍晚，發生在工作結束之后、晚餐開始之前的休息時刻；更體現于年輕女子與孩子相處時的奇異的時間感——年輕女子口里的“下午四點半”，并不是指鐘表時間，而是孩子吃點心的時間。

因此，對杜拉斯來說，真正重要的并非空間本身，而是人與人之間的時空經驗。在空間感而非空間的意義上，杜拉斯的花園于是就翻轉成了一條雙重的通道。它首先呈現為私人住宅和社會機構之間的居間地帶。正是在這一居間位置，人才可能以關乎自身，而非僅僅以有賴于某段私人關系或某一社會身份的方式顯現自身。

有了一塊開放自由的平等之地（“去花園也不花費什么”），杜拉斯筆下的人物才可能登場。在《街心花園》中，男人和年輕女子始終是經由聲音的穿透而非目光的鏡像反射打交道。在拒絕視覺慣性的前提下，“花園的時間”才可以被理解為男人口中的“談話的時間”，不可見但可感的花園故事，才可能在言說、對話和乃至沉默的過程中顯現出來。

男人的花園，或女人的花園

出現在花園里的都是些“社會底層小人物”：男人是一位旅行商販，年輕女子則是一位家庭女傭。但將少數群體作為主人公搬上舞臺，并不是為了批判或賣慘。毫無疑問，父權制資本主義是底層男女遭受不幸的外部原因，但杜拉斯對談論“階級”這類“結構性問題”并不感興趣，她真正關心的是：同為小人物，當她/他選擇做一份工作的時候，背后的內在動機究竟是什么？選擇的差異又意味著什么？

在關乎人自身的層面上，選擇一份工作的原因就不再是糊口這類生物性答案就能自我打發的。選擇的差異首先外化為工作的不同特性：男人的工作輕松自由，在各個城市之間流動販賣的工作模式就像短途旅行；女人的工作苦累繁重，家庭女傭既不自由又無法旅行。但隨著蘇格拉底式詰問的辯證展開，這對看似穩固的對子卻開始松動，從中綻出的性差異的欲望在她和他的對話時間中涌動變形——

比如說：她堅持保留此時此地的苦役工作，通過承受一切的方式銘刻痛苦的深度，為了保持清醒與保持憤怒。為了克服因惱怒、厭煩而產生的毀滅沖動，她甚至比之前做得更好。換一個輕松的工作，做一次短途旅行，在這個意義上就成了逃避痛苦、分散注意力的權宜之計，任憑豐饒的痛苦坍縮成輕淺的享樂。因此，旅行不會令他注意到任何關乎其身的新事物，去哪兒都如同原地踏步。而她看似原地不動，卻處在高速的否定辯證運動中。

再比如：他眼中的苦役工作，對她來說卻是一種完滿的等待狀態，必須獨自等待改變的到來。但這并不是像他那樣期待某種外部推動力，或退而求其次實現一些微小的變化。她深知改變的力量總是源于內部，徹底革新的欲望才是變革來臨的前提。等待于是就成了欲望強度的正向積蓄，策動她鼓起勇氣主動地招致欲望事件：在每個周六的舞會上，她接受任何男人的邀舞。悖論的是，當她試圖言說這種非對象性的無名欲望，她卻只能吐出“婚姻”“幸福”這類合法性詞匯。

經由否定辯證運動，花園才進一步轉化為性差異涌現的場所。盡管杜拉斯沒有正面談論階級問題，但杜拉斯已然翻轉出了底層小人物們的革命潛能，尤其是那位年輕女子，比起深陷虛無的男人（他既恐懼死亡又害怕生命），她更接近死亡（她可以拒絕從睡眠中醒來），但也更接近一種誕生的狀態。所以，年輕女子愿意在陌生孩子們喊叫“我餓”“我渴”“我累”的時候，無條件地成為他們的照料者，才有立足此時此地的勇氣，才有耕種花園的希望。

我們應當耕種我們的花園

除了對話中的男女和跑來跑去的孩子之外，杜拉斯的花園里還有一個最小的孩子，“坐在四輪童車里耐心等待時間的到來，以便和別的小孩一起走。”這樣一個正在學說話、學走路的新生命，就是一個等待者本原的生命樣態。至此，等待者（最小的孩子）、卑怯者（年長的男人）和勇敢者（年輕女子）這三位沒有名字的主人公，就成了杜拉斯的街心花園里三類具有原型意義的人物形象，花園的未來正是由他們耕種起來的。

作為一名因新冠肺炎而處于“隔離等待”狀態中的上海讀者，我們能夠再一次在《街心花園》這本小書里讀出什么新東西？那就是漫長的等待，以及日常的操心和介入了。

從身體經驗來說，現在可能是閱讀《街心花園》的最好時候，因為我們切身體驗到否定性的積極意味：正是在社會生產停擺、基層組織疲軟、人與人之間被物理區隔的時刻，我們開始回想起花園的存在，才渴望聚到一起找個地方說說話；正是在小區花園做核酸檢測的時刻，我們才有機會與未曾謀面的鄰居們相互照面、彼此關照。更不用說那些疫情初就開始行動的，鄰里自發建立起來的互助社群。隔離迅速有效地為我們打通了鄰里關系的壁壘，聊得盡興的鄰居之間已經開始籌劃未來的線下見面，而在短暫的線下時刻，越來越多的鄰居正開始向彼此微笑致意。

在《街心花園》同期，杜拉斯還出版了另一個與地方性有關的劇本《塞納-瓦茲的高架橋》。故事取材自當時的社會新聞，講述的是該地區發生的一樁離奇謀殺案。在一次采訪中杜拉斯提醒我們，這部戲劇中的關鍵點之一就是塞納-瓦茲這個省份的恐怖氣氛。她注意到，塞納-瓦茲的空間規劃使得鄰里之間不可能彼此照面或建立聯系，人們彼此互不相識，正是在世界性瓦解的政治意義上，人才會被孤獨和暴力所圍困，才會迷失其中，才會犯罪。

基于《舊約·創世紀》的敘述，羅伯特·哈里森曾經典地區分過“花園”的兩種始源形象：一種是上帝創造的伊甸園，另一種則是由人親手創建和呵護的人間花園，需要日復一日地付出和奉獻才能成為人的棲居之所。

如今，作為城市公共設施發揮功效的廣場，是由政府統一規劃建造的。但那并不是現成的人間花園。我們的花園需要我們的操心和介入。在“有待你我共同耕種”的意義上，比起將法文標題“le?square”直譯為“廣場”（王道乾譯），我更偏愛“街心花園”（劉和平譯）這個少數譯法。

正如哈里森所指出的，對于在世存在者來說，并不存在伊甸園或人間花園兩個選項。事實上我們只有這一個花園。而疫情之后的世界，正寓于我們每個人此時此地的“隔離等待”之中。

關鍵詞： 年輕女子 街心花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