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保田：追問命運我以畫筆刻刀作答以劇中人悲喜哭笑作答

發布時間：2022-03-30 09:49:46 來源：北京青年報

李保田年過七旬，少有露面。他以“超本色表演”的能力塑造了劉羅鍋、喜來樂、王保長等諸多影視人物形象，形態各異，堪稱經典。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聯合活字文化，近日推出李保田唯一一本圖書作品《自說自畫：李保田》。在書中，我們既能看到昔日熟悉的他，又會震驚于他的N多不為人知的才華與天賦。下文為《自說自畫：李保田》中的文章《形在言中——李保田自述》。人世飄零、至親離去，刻畫了他溝壑縱橫的臉，也刻下他自己的唯一的藝術。

父母的一封“人民來信”

讓我在學校成為“人民公敵”

小時候，我并不是個靈秀聰明的孩子。母親說我曾經胖而好玩、憨態可掬。貪玩好奇自不必說，這是小男孩的常情，卻透不出日后離家出走、多年流浪的征兆端倪。

我五歲那年，厭煩了幼兒園的單調乏味，趁人不備，一溜煙兒跑到了離家不遠的街上，東游西逛，飽看街景。那是個星期天，我頭一次覺得沒人管真好。

逛累了我就蹲在路邊看那些大孩子玩兒彈球。玲瓏剔透的球兒在地上美妙地滾動，我兩眼直直地盯住那些尤物，卻不料幼兒園、父親單位、家里上上下下早已沸反盈天。天漸漸黑了，我渾然不覺。突然有人從背后狠踹了我一腳——是父親，他暴怒地揪住我的耳朵，將我從地上拎起來。

當晚回到幼兒園，所有的人不約而同從小床上坐起來，貓頭鷹一般雪亮的眼睛怒視我。一霎時，我發覺自己第一次成為異類，成為眾矢之的。平時藏在枕頭下的小玩意兒全都不翼而飛，被那些滿腔正義的小朋友瓜分掠奪了去。從那時起我開始納悶兒，為什么凡人總把自以為稀罕寶貴的小東西放在枕頭底下。大概是把它們看得和自己的腦袋一樣重要，需時時挨著，甚至還要帶進夢里去。

那時我就很有特立獨行的氣質，極少與別人一起玩。這種自我意識在家里，尤其在父親面前更是頻頻受挫。

弟弟們陸續降生，我漸漸失寵，沒了逗人喜愛的樣子，竟至變得細瘦難看。小學四年級結束時，我數學不及格，補考再次不及格，便留級。父親說，行，不給你買書了，用你的舊書吧。我上哪找舊書去？課本都爛了，都讓我撕咬成橢圓形的了，上面還畫了好多的刀槍劍戟、武俠人物，課文內容都不全了，這使我比同學們矮了三分。因為留級，我在班里面大一歲，個頭比別人高一截，這可不是鶴立雞群的感覺，而是羊群里出了一頭驢的感覺，又讓我覺得矮人三分。嚴重的自卑心理讓我更沒有心思好好學習了。

老師把我當作學習態度不端正的活樣板，常叫到講臺前罰站。久而久之，老師和我都習慣了，以致有一天這種習慣成了自然——老師忘了叫我放學回家。我就一動不動地站在教室里看著漫天的雪花出神，直到母親到學校來找我，已經是晚上七點多鐘了。

父母認為老師這種教學方法有欠妥當，寫了一封“人民來信”給學校，他們不知，這一舉動竟然使他們的兒子在學校成了“人民公敵”，被學校里所有的人挖苦、嘲笑。老師們要么十天半月也不提問我一次，要么就是幾科的教師輪番教訓我。久而久之，我也就習以為常了，于是得一外號——橡皮臉。

十三歲去南京學戲?沒能學唱京劇，卻留下“小看柳子戲”印象

小學六年級那年的冬天，江蘇省戲曲學校與江蘇省文化干校來徐州招生。我背著父親，領了一個弟弟去報名。

考試的時候，我竟然表演得活靈活現、活潑乖巧。我和弟弟很快都接到了錄取通知。通知上要求2月24日晚上大家集合一起坐火車去南京。

我終于囁嚅著告訴父親我要去學戲，不再念書了。父親一如想象中的大怒，暴打了我一頓。

最后實在沒辦法了，父親母親就只好放行讓我去戲校。

離集合的日子還有一天，我兜里揣著父親給我們弟兄買的電影月票，在街上晃蕩。一天下來，看了四五場電影，最喜歡的那部《大鬧天宮》，我已經倒背如流，又看了一遍。

第二天，我簡單地收拾了行裝，離開家，到南京去了。那是1960年，我十三歲。至今我仍不能確定，去學戲和在學校里念書，到底哪個會更有利于我的后來。

南京的日子全不如想象的多姿多彩。我原本喜歡京劇，現在卻要學柳子戲。南昆北弋，東柳西梆。柳子戲乃是一個瀕臨失傳的民間劇種。戲班里的師傅來源于民間，從沒有進過科班，也就是高級戲迷、票友的水平。當我表達了想學京劇的愿望時，團里的人有些憤怒地說：“這孩子竟然看不起我們的柳子戲！”

我終究沒能學唱京劇，卻留下“小看柳子戲”印象。分科的時候，我選擇了學“丑”行。戲臺上“丑角”機智、活潑、滑稽、俏皮，討人喜歡，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因為一直渴望討人喜歡才選擇了學“丑”。我的師哥當時已經二十歲，是團里的青年演員，自從我報了學“丑”行，他便視我為挑戰者。

不久母親到南京出差來看我，她流著淚勸我回去念書，我拒絕了，心里卻幾乎承受不住母親的傷心流淚。母親將一塊繡著小花的白手絹給了我，我一直將它視作溫馨母愛的象征，后來這塊手絹成了我師哥一條褲子上的褲兜膽。

劇團環境加重了我孤僻、自卑，又自負的傾向

我不喜歡社交，比較孤僻，這跟性格有關，而孤僻的人一般比較自卑，比較羞澀。我成長的劇團環境，加重了我孤僻、自卑，又自負的傾向。

問題出在全團成員與我的關系上。

1960年我進入劇團，正是三年困難時期。全團其他的孩子都是農村來的，就我一個是城里的，于是他們一幫擠兌我一個。我很孤立，也因此加強了自卑心理。

夏天來了，我在這個充滿敵意被人奚落的氛圍里卻有一件令鄉下孩子眼饞的好東西——一頂雪白的單人蚊帳。那是我從家帶來的。師哥說：“我來掛蚊帳。”于是我的好東西就成了他的。這并沒有使我怨憤不平，因為尊敬師長是戲班的規矩，我自然應無私奉獻。況且師哥大我七歲，對他依順似乎天經地義。鄉下的蚊蟲多，師哥在蚊帳里睡得香甜，我在帳外被蚊蟲瘋咬，但我并不十分難受，我想師哥如果隔了帳子看我，我不是也在帳中嗎？

不能同師哥建立甘苦與共的關系著實令我苦惱了好長一陣，雖然我犧牲了蚊帳和母親送我的手帕，仍于事無補。學習不得要領的時候，師哥經常夸張地將我的敗績學給別人看。

我的師父是那幾年唯一善待我的人

我的師父是個善良的老人，團里的副團長，是那幾年唯一善待我的人。他不像別人的師父那樣要求弟子俯首帖耳地伺候他，例如端尿盆一類。但是假如他要求，我一定心甘情愿的。

師父沒有多少文化，老婆孩子都在農村。他內秀而寡言，平日里全然看不出演戲人的神采，然而一到臺上，他的周身便會散發出令人眼睛發亮的光彩。

1961年夏天，不知犯了什么邪，全團的人幾乎都染了瘧疾，打擺子。師父已病了四十多天，每日打針吃藥仍不見好轉。病中的師父愈加寡言，他的靜默莫名地增添了我的恐慌。

那天下午，四點鐘的太陽依然灼熱，我看見坐在水龍頭旁邊的師父，他將雙腳伸進池里，用涼水不停地沖。他一動不動地坐著，仿佛感覺不到流動的水濺濕了自己。我跑去摸摸他，都被他滾熱的身體燙得縮回手來。我說，“別沖了，回屋躺著吧。”師父就這樣呆呆地被我扶回了房間。

七點我再去看他，他紅得可怕的眼睛著實讓我亂了方寸。我喊來師哥，師哥問他一些話，他什么也說不出來，我們又去找團長，團長說快送醫院。

我和師哥找了輛板車。我光著腳，只穿著短褲(那些年如果不是御寒的必需，我身上不穿多余的東西，因為沒有多余的東西可穿)。師哥拉著車，我扶著車把，兩個人在鋪滿細石子的馬路上氣喘吁吁地跑，只感到腳底被路面上的石子硌得生疼。

一直跑到三站路以外的一家小醫院，我至今記著它叫“第三醫院”。天將黑了，我們叫出值班的醫生，他用職業性的目光看看師父說：“這個病人我們救不了，你們得到大醫院去。”我們拉著車一口氣又跑了七站路，這回我的腳也似乎不疼了，大醫院到了，我的心狂跳著，仿佛幸福即將來臨似的極度緊張。幾分鐘之后，師哥沮喪地跑回來說，需要交二十塊錢的押金做搶救費。二十元，我們一個月的生活費才只有十塊五毛錢，而此刻我們都不名一文。

師父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只有我一個人在他身邊。這么多年來，想到這一幕，耳畔就響起一個聲音：師父是在你手里死去的。那是無情的天命對貧窮無力的人發出的責難和嘲弄，那或許只是我自己心底的回聲，卻每每使我那些輕飄的成就感、自豪感和虛榮心碎成粉末。

師父死的時候，我依然是團里最惹人忌恨、受人欺負的人。不僅如此，我大概還是最讓他操心卻最沒出息的徒弟。這種慚愧的折磨有時甚至勝于他的死留給我的負罪感。師父死了，死在我手里，懷著對我的失望。這失望因他生命的完結變成不可更改的永恒印象。

時至今日我仍慶幸自己活了下來，沒偷沒搶地活了下來

我藝術生涯中的首場演出留下了徹頭徹尾的失敗記錄。那時候師父還活著。師哥作為后起之秀接過師父的衣缽，飾演師父生前的角色。而師哥先前的角色便過繼給了我。我知道消息后失去控制地大喜過望，覺得臥薪嘗膽的日子終于到了盡頭，伸冤雪恥的時刻就要來了。

我飾演的角色在那出戲里無足輕重而且十分短命——上臺后，我念完兩句臺詞，就被周圍的武士用刀劍胡亂“砍死”。就此我劃時代的處女演出也就完成了。那是個沒有姓名的角色，不會給人留下印象，仿佛是只為了這出戲的傳統正宗而自然沿襲的一道程序，就像人的闌尾一樣無關緊要，或者好比傳統名菜里說不出名字也品不出味道的一種調料。

盡管如此，我還是砸了臺。那天一出場，我就忘了臺詞。這一來，周圍的武士們同仇敵愾，結結實實地對我刀劍相加。我絕望地趴在臺上，任他們橫砍豎殺，然后將“尸體”拖到后臺。

師父一定因我出丑感到臉上無光。沒過幾天，他就得了瘧疾。那兩句臺詞就那么被遺忘了——到現在我也沒想起來。

我的第二個角色是在折子戲《程咬金打店》中演那個倒霉的店家。流氓無產階級代表程咬金吃了飯卻拒絕買單，非但如此還痛打了店家。這一回為防止悲劇重演我做了充分準備，除睡覺之外，我總是默念著那幾句性命攸關的臺詞：“忽聽老客叫，慌忙就來到，上前拉住馬——”

戲開始了，我立在幕邊。程咬金在臺上叫“店家——”

我身子虛飄飄的，騰云駕霧般上了臺，做了一個拱手的姿態——老天，我又忘了臺詞！我拱手站在那兒，那一霎仿佛不知站了多少年。隨后我頭暈眼花，站立不穩，不是要向前栽，就是要往后仰。忽然間天外飛來的神示使我靈醒，上蒼有眼，我脫口而出“慌忙就來到——”

這一句“慌忙就來到”從根本上拯救了我，否則這輩子我可能永遠是個跑龍套的了。

我一心想成“角兒”這一念頭使我瘋狂使我絕望。我每天發狠練功，咬牙切齒，殘酷無情，簡直到了自虐的地步。

那時正是困難時期，是吃過飯用舌頭舔凈飯碗、吃過魚將魚骨拾回碗里用開水沖泡“魚湯”的年代。

時至今日我仍慶幸自己活了下來，沒偷沒搶地活了下來。

離家出走幾年來第一次見到父親，我抑制不住哭了

我不知究竟是什么抑制了我本能里深藏的惡的沖動，或許是師父的死，或許是自己夢想成“角兒”的野心，或許正是人性普遍存在的惡本身。

離家的那幾年我習慣了獨處。夜間露宿時，在土墻與幕簾之間攤開行李，看著星星入睡，漆黑的夜色包圍著我，廣闊而安全。就在一次去外地演出的時候，我害了病，持續高燒整整一個月。我頭一回想到了死，想著自己可能就這樣看著星星在這個角落里靜默地死去，心中恐懼卻依然不動聲色。

后來團長派女秘書帶我先回了徐州。她將我送到劇團便去會朋友了。我在空無一人的過道里放下單薄的行李躺下來竟睡著了。醒來的時候我竟然在醫院的一間大病房里。同住的是糖尿病人和心臟病患者。我被診斷為傷寒。

就在這家醫院里，還住著我的一個親人，那是我久別未見的父親。

一天中午，我正睡著，覺得有人在將我發麻的手臂放平。我睜開眼睛，父親正俯身看我。見我醒來，父親的眼圈一紅。我呆望著他，他直起身轉身就走。我抑制不住哭了。這是我離家出走幾年來第一次見到父親。

第二天我去了父親的病房。他坐在沙發上一動不動，不看我也不說話。這以后我的膽子漸漸大了，常去看他；有一天我拿了日記去看父親，向他展示自己的雄心大志。日記中的一頁上寫著：“爸爸，你不要瞧不起我，等我將來成了大演員，我要爸爸來接成了大演員的小李保田回家。”父親看后將日記本摔到墻上，詛咒似的說：“你成不了大演員！”

1966年初，我意外地得到父親病重住院的消息。

二月下旬的一天，我穿著破舊的棉衣棉褲去醫院看了父親。不知為什么，父親那天同我說了很多話，并囑咐說：“你是老大，將來好好照顧媽媽和弟弟。”而后父親竟流了淚。那是我成年以后父親第一次這樣溫和平靜地同我談話，那也是我唯一一次見到父親流淚。

第二天中午，我忽然心慌得不行。趕到醫院，離探視時間還差二十分鐘，守門人攔住我，我看著自己破舊的衣裳，羞于向他說明自己是李勇的兒子。無奈的我只好去街對面的書攤上花兩分錢租了兩本小人書，漫無邊際地亂翻。我心中忐忑不安，草草看完，再奔到病房。

拐進那條走廊就看見父親病房的門大開著，黑暗的過道上只有那一截映著白亮的天光，屋子里不斷有人走動，慌張的影子在那截光亮處移動。我不顧一切地跑過去。

父親的一只腳伸在被子外面，腳上穿著灰色的尼龍襪子。無限的空虛驚愕中，我腦海里反復出現一種想法：“我爸爸死了，我爸爸死了！”這想法如不祥的咒語一般套住我，同時我又希望它僅僅是一個咒語。

我不眨眼地盯著父親的那只腳，卻沒有勇氣看父親的臉。我生怕在父親臉上看到那句咒語的印證，我全心全意地希望那只腳會微微地動一下。

命運是刻刀，在我們心中烙下創傷

師父的死讓我第一次看到生命的脆弱，父親的死逼我磨礪自己，成就事業，以告慰他長眠的遺憾。而小弟的死，使我已經不年輕的生命又負載了他留下的使命。

難道僅僅因為要成就我，上帝才從我身邊奪去這些我深愛的人嗎？如果是這樣，我將做出怎樣的成就才足以報償這些人的犧牲？

痛苦焦灼的我常常因這樣的追問而徹底墮入迷茫，但是沒有誰能為我作答。我只有以我的畫筆、刻刀作答，以我劇中人的悲喜哭笑作答。只要我活著，我就不能停止。上天有知，他們的亡靈有知，我雖卑微平凡，卻要盡畢生的力。

當愛向你們召喚的時候，跟隨著她，雖然她的路程艱險而陡峻。

我久久銘記著法國荒誕派戲劇家科克托的一段話：“我們每個人都是粗糙的大理石坯，造化這個大師用錘子、鑿子不斷地敲打我們。要心甘情愿地忍受，不要呻吟不要哀嚎。配合他的敲打，因為他要成就你、創造你，去掉多余的，保留藝術必需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