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朋朋  編輯|范志輝

10月11日晚，宋冬野通過微博發布長文，表示演出又一次因為“惡意的、恨人不死的舉報而被強行取消”。

在博文中，他自述將自己的墮落歸咎于毒品“供”所創造的“需”。回顧長達五年的陰霾期，他“只想著好好創作，好好寫歌，好好錄音，好好學習音樂制作，好好排練并認真對待每一次演出”。如今，自己已經被“行政拘留加上五年的口誅筆伐”懲罰得足夠，只求一個“合理合法工作的權利”。

面對前程渺茫的職業生涯，宋冬野終于在這個十月的早晨丟失了睡眠。

從被命運選中，到劣跡藝人

五年前，朝陽群眾出手，宋冬野因為吸毒，受到了行政拘留十天的處罰，成為了“劣跡藝人”一員。彼時，他還不知道，事業上的隕落比騰飛來得更快，更猝不及防。

但宋冬野無疑是幸運的。2013年，在《快樂男聲》式微之際，一位名叫左立的選手在舞臺上彈唱了一首《董小姐》，而宋冬野作為歌曲的原唱，意外被時代選中，捧上了時代的風口。

那一年，民謠在華語樂壇掀起了一陣前所未有的浪潮。《董小姐》躥紅，街頭巷尾盡是“我愛上一匹野馬，可我的家里沒有草原”。

摩登天空也趁熱打鐵，為宋冬野推出了首張專輯《安和橋北》，寄托于民謠的一腔深情被鋪展來開，讓無數姑娘和小伙子紅了眼睛，隨后憑借這張專輯，他還獲得了首屆“魯迅文化獎”。

之后，宋冬野成了各大音樂節的常客，還在臺北的Legacy舉辦首場臺北專場個唱。這場演出被臺媒拿來與當年的崔健作比：“崔健對臺灣的魅力，滿足了臺北文青對波瀾壯闊式人生的幻象。而宋冬野則是北方的茫茫荒野里一縷炊煙式的柔情，讓其找到了意料外的安全感。”

一切來得太快，從饅頭咸菜潦草度日、賠錢進高校辦演出，到成為一時風頭無兩的民謠新星，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

而毀掉這一切，只需要一瞬的“吞云吐霧”。2016年10月13日，還浸潤在新婚喜悅中的宋冬野被北京市朝陽區警方證實吸毒，在十余天的拘留期滿以后，他發了一條微博：回見。

5個月后，2017年草莓音樂節公布演出名單，宋冬野意料之中地缺席。但是難掩他對舞臺的那么眷戀，幾天后他發微博稱：“誰來給失業青年宋弄張演出證兒，讓我在人群里看你們演個痛快也好。”

評論中罵聲一片，標志著宋冬野的演出畫下了休止符。他仍然樂觀，還不相信一切會遙遙無期。在之后長達五年的時間里，他還在反思和創作，也體現在他后面的音樂創作中。

可以看到，山川湖海、花鳥蟲魚的浪漫意象在他的歌詞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循環往復的意象——船，是“買胭脂河里船行漁歌，黃金世界中萬物法則”，是“你我登船，送命或尋歡”，還是“反正活著的人也沒人知道為什么活著，管什么行船的技巧”。

墮落、法律和輿論，都和宋冬野擁擠在一條船上，泅渡著，可是前已無通路，后不見歸途。

2021年10月11日，一篇長文將他送到輿論的風口浪尖。宋冬野在最后的掙扎里終于被擠下了船，在吸毒的長尾惡果里溺了水。

法律底線之上，公序良俗之下

我們應該如何正視戒毒人員的工作權利？法律早已作出解答。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禁毒法》第五十二條：戒毒人員在入學、就業、享受社會保障等方面不受歧視。有關部門、組織和人員應當在入學、就業、享受社會保障等方面對戒毒人員給予必要的指導和幫助。

在戒毒五年后，宋冬野過得如何呢？他先后發行了3首在歌迷間廣受好評的歌曲，即《空港曲》、《郭源潮》和《知道》，與發光曲線樂隊合作發行了歌曲《荒野星》。其中，《郭源潮》更是從第29屆金曲獎上為宋冬野捧回了最佳作詞獎。

金曲獎評審團也給予了高度評價“不只是引經據典，或華麗辭藻的堆砌；宋冬野以《郭源潮》塑造以可以聽聲、也可以聽情的音樂故事；整首沒有贅字，文字造詣相當精彩”。

宋冬野的音樂得到了市場和業內的認可。可是，為什么演出就不行了呢？因為法律只保證了底線，在法律之上還有對藝人更為嚴格的公序良俗。

行業準則是“公序”。早先文化部印發的《關于進一步加強營業性演出管理的通知》中明確規定：“涉毒藝人自受到刑事處罰或行政處罰之日起3年不得參加營業性演出。”在毫無疑義的明文規定面前，2020-2021年間宋冬野在北京、上海、南京、武漢等地的演出均被獲準參演。

但是，這一次在成都卻行不通了。與其歸咎于“恨人不死”的惡意舉報，不如認為是娛樂圈亂象后對劣跡藝人演出審批的進一步收緊。

2021年9月，中央宣傳部印發的《關于開展文娛領域綜合治理工作的通知》中要求“進一步強化行業管理，加大對違法失德藝人的懲處，禁止劣跡藝人轉移陣地復出……及時對違法失德人員和縱容違法失德行為的經紀公司、明星工作室進行行業抵制和聯合懲戒。”

所以，舉辦方的“主動取消”不過是亂象之下的明哲保身。

而宋冬野覺得這侵害了自己“合理合法的演出權利”，需要一個申訴路徑，選擇了訴諸微博輿論來硬剛，而適逢加緊整治娛樂圈的時期，注定了他將被最為嚴苛的“良俗”吞噬。

作為藝人，公眾對宋冬野有更高的道德要求。在可容納3000人的公共空間內進行一場營業性演出，鎂光燈之下注定是大家對表率作用的擔憂：是否釋放出了“即便涉毒，也能名利雙收”的信號呢？

而宋冬野凌晨在“中國警方在線”的微博下大呼委屈，則走上了引發眾怒的不歸路。在公眾眼中，他仿佛在不可一世地蔑視公權力。

最終，他非但沒有實現與大眾和監管機構的有效溝通，反而適得其反。而共青團中央等官方媒體下場定性后，宋冬野恐怕牽制在法律之上，道德之下，至此前途未卜。

宋冬野到底冤嗎？

早先，在宋冬野出獄后不久，他就一頭扎進錄音棚，什么樂器都學一學，開始學習編曲軟件。不知人間何世的癲狂思考和創作后，他呈現了不可多得的好作品，《郭源潮》甚至被網友稱為宋冬野的“封神之作”。

而后，有記者問出獄后的宋冬野，至今最不能接受的言論是什么。他不假思索：你是個人品有問題的人。

作品和人品的矛盾，他和公眾各執一詞。

在千字長文中，宋冬野稱自己為“被害者”，在精神空虛、靈感枯竭之際，受到了蠱惑，是毒品的“供”帶動了他的“需”。事實上，他并不那般無辜。涉毒的罪魁禍首，是他對毒品那份曖昧的態度。

早在2014年，他在接受采訪時，談及吸毒，他輕描淡寫地說：“因為在很多地方，這些東西可能是合法的……它肯定是個壞事，但是可能大家想的有點嚴重。”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公眾能給宋冬野的作品帶來市場認可的價值，也能對于他的人品作出定奪，走向公眾必定要面對公眾的詰問。

英國作家赫克托·麥克唐納曾說：“我們的祖先會對我們在毒品問題上的道德恐慌感到困惑，我們的后代可能也會有相同的感受。不同的道德真理適用于不同時期和不同社會。”

無論其他地方如何，未來和過去如何，成名于此時此地，宋冬野必須為自己的放縱承擔“遠離舞臺”的后果。在當前的輿論風向下，群體道德只“允許他重新做人，不允許他重新做公眾人物”。

至于那份告別舞臺的不甘心，只能用一句他自己的歌詞來告慰：其實你我都一樣，終將被遺忘，宋冬野。

排版|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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